视听表演保护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国际研讨会现场。
    8月29日~30日，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上海联合举办了“视听表演保护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国际研讨会”，旨在促进各国在视听表演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对2012年6月通过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理解和共识，推进条约早日生效。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是关于表演者权利保护的国际条约，该条约赋予电影等作品表演者依法享有许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其在表演作品时的形象、动作、声音等一系列表演活动的权利。以往的国际条约关于保护表演者权利的条款限于录音制品的权利，《条约》不再区分在录音制品上的表演，和以视频方式录制的表演，对两者都提供保护。据了解，正在修订的我国《著作权法》力求根据《条约》的精神提高对表演者的保护水平，并为我国设定保护外国表演者的条件。
    如何正确理解“视听表演”的含义？我国是如何保护视听表演者权利的？利益相关者又是如何看待《条约》的？与会的两位中国代表就此进行了发言。
    视听表演的概念与保护
    要探讨《条约》对我国的影响，首先应该正确地理解“视听表演”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视听表演似乎是指“既通过声音，又通过形象进行的表演”，但是，与会的部分中外知识产权专家却认为，这只是表演者和现场观众的角度，并非《条约》中对“视听表演”的定义。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王迁分析说，应从传播方式的角度去理解“视听表演”：传播的方式使受众只能听到表演者的声音，例如电台进行的现场直播，或录音制品中录制的表演实况，都是利用“声音表演”。而传播的方式是使受众可以欣赏到表演者的动作和形象的，如电视台进行的现场直播，或影视作品、录像中录制的表演等，就是利用“视听表演”。
    我国是如何保护视听表演者权利的？王迁认为，在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中，对于“录像”和“影视作品”二者而言，表演者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同的。录像，指的是独创性不足的连续影像，表演者对载有其表演的“录像”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举例来说，郭德纲等曾接受天津电视台邀请参加了某节目的录制，并提出该录制只能作为电视节目播出。但这段表演后来被电视台授权出版了音像制品，郭德纲等人因此将音像制品的出版方告上法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支持了郭德纲等人的诉求。
    与录像不同，影视作品是独创性较高的影像。表演者对载有其表演的影视作品不再享有除了表明身份权和获酬权之外的权利。根据《著作权法》第15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电影摄制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都归制片者所有。例如严凤英后人告某出版社未经许可发行其表演的黄梅戏作品侵权，但法院认为，表演一旦纳入影视作品，其表演者权归制片人所有，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利益相关者看《条约》
    自去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北京召开外交会议并缔结《条约》以来，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召开相关会议与电影从业者进行了交流，制片者与表演者对《条约》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影著协总干事朱永德介绍，制片人代表对《条约》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认为不能让表演者享有更大权利。理由是影视作品的大部分成本已经支付了演员的片酬，一旦扩大其权益，制片公司将举步维艰。二是表演者应该享有合法权利，但必须以约定为准。三是电影作品的影院发行和电视剧的首播，必须规定“法定转让”“二次使用”可以由使用者支付一定的报酬，但不得损害制片者利益。
    谈及对《条约》的看法，一部分表演者代表认为自身是弱势群体，“用不用我由导演和制片方决定，给多少片酬也是公司说了算，即使法律赋予了权利，制片方不认，也没有办法。”还有人觉得“支票不如现钞”，“合同约定的片酬尚且有时不能完全兑现，作品完成后在使用时支付报酬，靠得住吗？还不如将片酬拿足了更安心。”
    立法较完善但公众意识有欠缺
    谈及中国目前版权保护情况时，王迁表示，我国版权保护在立法层面已经与世界接轨，相继签署了《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录音制品与表演条约》（WPPT），无论传统意义上的版权保护，抑或新技术下的版权保护，我国在立法层面已经十分完善。然而，时下人们依然不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盗版电影、音乐和小说，大街小巷仍有小贩贩卖盗版制品。对此，王迁认为，虽然立法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我国还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人们的版权意识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他举例说，《条约》第9条对录制品的“出租权”进行了规定，但这一权利在我国几乎无法行使，因为出租音像制品行业在我国已基本消亡。以日本等国为例，他们的音像制品定价颇高，但租赁行业却十分红火，人们在认同“创作者应该享有回报”的概念同时，通过租赁降低自己的娱乐成本，同时也保障了版权。而我国音像制品租赁行业的消亡，与消费者可以低价买到盗版音像制品有很大关联。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